标题： "发展不是'绝育药'：'单独二孩'政策下的生育困境与反思

摘要：在“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”的悖论下，人们开始质疑“单独二孩”政策的效果。政策实施首年的申请数量远低于预期，凸显出生育意愿的下降。北京和上海作为计划生育执行得最好的城市，其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人口结构变化的显著标志。

事实上，许多城市人口已处于低生育甚至极低生育率水平，这不仅导致了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加剧，还使生育意愿持续走低。以上海为例，1980年代的生育意愿是2个左右，而新世纪以来已降低到1.3个以内。这仅仅是“生育意愿”，而“实际生育”数可能会更低。

是什么导致民众不愿意生？其实，“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”。以韩国为例，当经济起飞时，生育率迅速下降。鲁兹提出的“低生育陷阱”概念，即一国的总和生育率一旦降到1.5以下，就会产生一种“低生育的自我强化机制”，很难再回升到1.5以上。这可以解释上海的低生育率现象。

低生育率背后的机制复杂，包括人口学机制、社会机制和收入对低生育的影响。在收入方面，按斯特林的“相对收入假说”，如果夫妇预期收入能力相对于他们渴望的水平而言更高，他们会愿意多生育。反之，就会反对多生育。因此，尽管“北上广”的绝对收入较高，但对于市民个体来说“相对收入”却不高，这使得生育意愿降低。

政府需要反思计划生育政策，因为“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”的悖论已经开始影响人口结构。在将来，孩子甚至可能成为大城市中产阶层的“奢侈品”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政府需要适时调整政策，以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。

（沈彬，知名评论员，海外网专栏作者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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